封建社会持续两千余年，父权架构稳固牢靠，一方面划分各方权力界限维护社会稳定，诸如“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之类治国治家大略划定最高道德标准与个体最高效忠对象；另一方面又不免造成身份认知上的对立，以阶层划分，以性别划分，此中之一便是女性普遍意义上的“他者”身份。最高权力属于男性，即自上而下的权力享有者为男性。简言之，社会管控权属于男性，申诉道德的主动权属于男性，划定黑白对错的审判权属于男性。如此背景下女性基本权利申诉实为奢谈，更遑论自由与独立。
今天我们不妨以鲁迅先生的两篇文章作为范本，来分析先生眼中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荼毒之深，以及先生对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些思考。
这两篇文章均收录于《坟》中。
他甚至轻描淡写：“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对此，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并发出了一声旷世的质问，即“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
《坟》
节烈之砖墙可破否？————《我之节烈观》
【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遭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番，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挖刨节烈思想之渊源，就不难发现封建社会节烈思想经历了萌芽、完善、由淡渐浓、彻底牢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周易 恒卦》有云：“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女子坚守恒久专一之贞，则吉；男子坚守恒久专一之贞，则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节烈理论逐渐完善，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西汉刘向始创《烈女传》，东汉班昭作《女诫》，明确提出“男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唐安史之乱后，宋若昭姐妹作《女论语》，认为“古来贤，九贞三烈......一行（贞烈）有失，百行无成”。至元明清，节烈思想正式进入社会，政府通过旌表和教育大力提倡节烈思想，颂扬女性节烈行为，企图把节烈思想化为民俗，成为世俗女性的行为规范。近人尚秉和说，“自明以来，士族缙绅之家，皆耻于在醮，以守节为高，以改嫁为不义。”
节烈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社会精英和统治阶级不断鼓吹节烈、加强节烈理论建设的主线；另一条是节烈思想不断下移的主线，世俗社会对节烈由淡漠到逐渐接受再到奉为圭臬。至封建社会末期，节烈思想成为衡量女性人生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节烈思想在中国盛行了千年之久，业儒以所谓道德要挟女性，凡有过错不究缘由只一味强调“死”之结局。难道死了就会好么？女子节烈社会便好人心便善么？何以弘扬良风的责任全在女性？此间百问，字字诛心。至此，便是攻破了常识的逻辑。
开篇指出关键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首先提出假设娜拉怎样可以不走，分析得出娜拉出走的必要性。随后又以三种情况总结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困境：堕落、回去、饿死。接着指出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是掌握经济权，而女性掌握经济权需要。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其次还有疑问：节烈难么？答道。很难。......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
先不谈节烈与道德究竟有何联系，只论道德一事当真是可以唯一标准衡量人心甄别操守的么？道德来自自律，一旦以条框绑架个体，又凭空生出豁免于此道德约束的群体（只强迫女子节烈而男子却不必），道德的价值空间何存？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子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渐精密苛酷。提出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却是女子。
那么又要问，节烈究竟是如何与道德划上等号的？古代社会，女子多作男子的物品，或杀或吃，均无不可。所有权有了，那么支配权也有了，那么女子的价值便可由男子甄别了。“业儒”有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便想借女人守节来鞭策男子。皇帝要臣子尽众，男人便要女人守节，从上至下伦理挟持密不透风，申辩无门也不由申辩。那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作了女人便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是犯法。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 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e，《海上夫人》。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
节烈这件事，极难极苦，且社会效益微乎其微，所以鲁迅先生说，“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临了还有一层疑问，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场么？可以容他答，还有哀悼的价值。】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贞洁牌坊（图源网络)
言语本质上是思想启示的承担者，点亮黯淡与不透明的黏稠部分，而后化为智力、理性、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精神即燃烧者，表达哀悼，抒发感慨，言明壮志，并将人带向一个个被区分开来的事物间差别消失不见、彼此混杂交融的地方。
过去的终将过去，但遭过的压迫却是切实不可改变的，故而先生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出自《娜拉走后怎样》这原是鲁迅先生的一篇讲演稿。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上口头发表了这篇文章；次年的许多报刊上都发表了略作修改的《娜拉走后怎样》。
女性独立的奠基之物为何？————《娜拉走后怎样》
二十世纪之初国内接连掀起思想改革浪潮，例如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变法维新运动。仿若青天白日下一声疾呼：旧时代是不好的！于是立刻震醒当世之人，纷纷商量对策去，纷纷奋力去创造和迎接新时代。从何开始呢，就从当下挣脱家庭束缚开始罢，就从效仿娜拉出走开始罢。
劳作的旧社会女性(图源网络）
造就新人就是理想主义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回答。 蒲松龄讲过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 有个死囚在临刑时特地找到一个有宝刀的刽子手就刑,那个刽子手慷然应诺,到了大限时刻刀起头落,只听见那头颅滚出丈远还在不绝口地叫“好刀!好刀!” 这。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觉醒与自我意识的抬头十分必要且有益，长期的坚韧的斗争却是可以改变世界。女性地位的纠正不只在于知识分子与先进个体的意识，更在于全民意义上的共同认知，而共同认知的第一步，就在于经济权的持有。没有经济权，谈何人权？
当世之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逐渐被颠覆，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位也面临重大挑战，但也只是有微弱苗头，主流思想仍充斥着“妇女无才论”“母性天职说”，就业歧视问题也十分严重。如此语境与背景下，与其高喝“参政权”之类的大权利，不如探讨怎样获得“经济权”之类确切可变现的权利。
先生以为，女性自我身份认同与女性主义的崛起不在于多立好高骛远的大目标，而应先从脚踏实地的做起，凡所有高大权益“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经济权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作为一项落实性的举措，凡是目标和愿望，要实现总离不了经济这项支撑。故而，“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要经济权，女性争取权益的奠基举措就是争取经济权。
自二十世纪初新思想浪潮抬头以来，鲁迅先生便开始冲击旧体制下的女性地位并对开辟新天地摇旗呐喊，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基层，渗入社会体制之中。撕裂的时代正需要诸如此类的反思与探讨，一方面掀起理性狂潮质疑普遍意义上的常识逻辑，进而警醒时代警醒人群，剔除不合理的与非人性的残渣而只留下光明的伟岸的尚品；一方面又对微渺个体关怀备至，不仅要问基本权益得到了么，还要问当下是在幸福着的么。
这大概正应了先生那句话，“此后如若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内容为先生原文
《论节烈思想发展的两条主线》
《民国时期女性职业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