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论》下篇“序言”想开来……
聂锦芳
按照马克思著述提供的线索，我重新讨论他与古典经济学家关系的研究，最近进展到有关约翰·洛克对其思想影响具体细节的梳理阶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习见的理解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那两段著名的评论，他认为“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做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要复杂得多。洛克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更要提前到他大学期间的文学习作中。在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29章，马克思写到：“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坐着冥思苦想，要弄懂：小浴室同长子继承权究竟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0页）。那时的马克思能提及包括洛克在内的这些哲学家著作以及关于“长子继承权”的议题，说明他已经读过《政府论》，特别是对其上册的内容有所了解了。
基于此，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从洛克完整的学说体系中到底消化、吸收和扬弃了什么，即洛克的思想是怎样参与马克思的理论建构的，这次除了尽我所能穷尽马克思著述中提及洛克之处，并重新温习这些具体语境下的论述，我把重点放在对洛克代表性作品的阅读上。举凡《人类理解论》《政府论》《论宗教宽容》《教育漫话》《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为基督教合理性辩护》等一一收集在案，通过对这些著述的研读，我对洛克思想的结构和体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此外，我还参阅了因“以‘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见长而被称为“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的约翰·邓恩（John Dunn）的成名作《洛克的政治思想》和约克大学罗杰·乌尔豪斯(Roger Woolhouse)教授所著的《洛克传》等文献。
即便如此，我知道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精深的洛克研究专家，但能在其众多思想领域的“融贯性”和体系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他与马克思的关系，这无疑比仅仅基于马克思著述所进行的单向度的推测和把握，比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视角、阶级立场以及马克思多部著述中涉及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单一文本的讨论，打开了更为宽广的视野，拓展和深化了研究思路。虽然我的研究框架还在构思之中，但对自己的梳理和分析较之于传统的理解会有的新突破，我还是葆有比较大的信心的。
当然，在实际的研究中，我并不能做到长时间地专注于上述课题，有时也会有开小差的情况。比如，这次阅读《政府论》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中译本下篇的序言，并由此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一些联想。这某种程度上属于斜枝旁逸而出，显得有点跑题了，但考虑到它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在这篇随笔中我叙述一下我的思考。
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1818年5月5日,马克思生于德国莱茵省(现属于联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特里尔一个律师。
权作《政府论》下篇中译本序言的是吴恩裕先生标明“写于1963年12月”的一篇论文《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它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对洛克的思想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和介绍，体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及其氛围中所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和理解，以及对作为“异质”思想和主张的洛克政治理论的批判态度。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该文仅限于阶级立场的分析以及末尾引用了上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那句评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特别是经过最近40多年马克思文献的大量刊布及其研究的深化所推进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以及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国外有关洛克研究资料和前沿问题的引入，这篇论文的叙述、分析和评论无疑值得重新考量甚至需要补充、修正了。
由此我还想到，这并不是孤例。1978年以来，国内出版社再版了很多“文革”之前出版过的西方思想史名著的中译本，不仅大多数译文没有修订，序言也一照其旧。这样做自然比较省事，但其后果是，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态得不到及时反映和充分体现。比如，被马克思称为“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威廉·配第的著述也多次再版，但所用序言是王亚南先生上世纪60年代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虽然他与郭大力先生首次完整翻译“通行本”《资本论》和推进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功彪炳史册，但仅就这篇文章来说，它已经不能作为当代配第研究的“指南”了。
这篇序言也让我对吴恩裕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情况产生了好奇，为此我岔开自己的研究课题，花几天时间找了一些相关材料予以了解[以下叙述来源于吴季松编著《吴恩裕先生学术年谱》《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和来自网络上的相关介绍文章]，才知道他生于1909年，1928年先入东北工业大学哲学系、两年后又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并于1933年毕业。之后他短暂做过文学、哲学报刊的编辑，于1936年受公费资助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改学政治学（政治思想史）。其导师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赫赫有名，既是政治理论家，出版过《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政府的原理和实践》《信念、理想、文明的历史分析》等著作；也是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过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主要领导人（1922—1936年任“费边社”执行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与吴先生同期或者前后，拉斯基指导过的著名学生还有后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吴先生之外，上世纪30年代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还有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等。在英期间，吴先生受到较为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又在拉斯基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于1937春—1939年春用两年时间写出博士论文《1840—1848年间马克思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变》，之后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当年4月他启程回国。
之后吴先生于1939—1946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6—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回国之后的十年间，厚积薄发的吴先生开始发力，在专业领域成果迭出。他于1944年出版了《政治思想与逻辑》《民主政治的基础》，又将其博士论文进行了翻译、修订，于1945年更名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出版。之后又出版了《西洋政治思想史（上古中世纪编）》（1947）、《唯物史观精义》（1948）、《政治学问题研究》（1948），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2019年，经过编者、家人和编辑的精心打磨，六卷本《吴恩裕文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前三卷为其政治学论著，后三卷是他有关《红楼梦》及曹雪芹的研究作品，这是吴先生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完整展示。
学生帮我从图书馆借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我阅读后有几点比较深的感受：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中，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没有良心、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人，说他蔑视人类。红眼珠、大胡子的恶魔。“马克思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朋友和妻子儿女之间的情况，都告诉人们，。
一是研究态度。在《自序》中作者称：“本书的性质，犹如我十年前出版的那本《马克思的哲学》一样：既不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我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然而，这种总体上理性的态度又没有构成对其研究范围和思想生发的限制，而是打开了不为成见所规约的更为广阔的境地，所以他接着这样说：“本书的范围，不限于中文书名中的‘政治’思想，也不限于英文原题目的‘社会及政治’思想；取材的时代，亦非囿于1840—1848年八年内的作品。在本书中，我分析马克思所有关于方法、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伦理各方面的理论；取材方面，也涉及马克思生平所有的著作。”（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
二是论文结构。作为一篇阐发马克思理论的论著，作者没有从“世界观”着手，而是首先讨论“方法与方法论”。在他看来，“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建构来说，才具有更为关键性的意义。接下来他探讨了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其诠释为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超越，作者称之为“反玄学的论证”。这里的形而上学（“玄学”）指的是传统哲学形态及其思维方式，既包括唯心主义，也包括唯物主义。按照这种解释，该书围绕唯物史观进行了辨析，特别甄别了马克思著述中“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的性质”及“必然地”等概念的复杂内涵。在作者看来，马克思思想探索的最终的归结是其革命理论，对此该书也设专章进行了阐释。作者廓清了革命发生的社会状况（“革命、法律与实际需要”）和“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关系，并着重阐释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指出了革命的爆发的“经济原因”和阶级斗争的多种方式。这与我们习见的理解和概括很不相同。
尽管生活窘迫，马克思却是一个充满生活光彩的人。他诙谐幽默，性格坦诚直率，喜欢说俏皮话。丢开书本和稿件时，他会与朋友聚会，且喜欢作“机敏的答辩”。他的黑眼睛似乎总是在浓密的眉毛下“快活地嘲弄地闪动”。马克思一生。
三是义理阐释。该书将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性质”为三个方面，即“分析社会事实的‘抽象能力’”、“‘面对事实’”与‘比较事实’”以及“求社会上层结构之历史经济动机的方法”。辩证法无疑是马克思方法论的核心，该书探究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又着重区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思想律”）的差异，意在提醒我们不能将前者抽象化为简单的几个范畴和几条公理。与我们以往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来把握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演变不同，作者专门梳理了马克思“反形上学的论据”，即他否认形上学思考方法理解复杂的世界和现实的有效性，并从“实践”重新阐释了形上学中两个基本概念Wirklichkeite和Wahrheit的新内涵，指出“新哲学的性质及功用”就在于将抽象的范畴、单纯思维与现实内容结合并转化为“变革世界”的现实行动，这样，作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就赋予“唯物论”一词以“特殊意义”，即其中的“‘物’一字是指生产方法，它根本是一社会事实；其中包括许多成分”，它“既不是一元的（monisitic），也不是纯粹唯物的（purely materialistic）”。（同上书，第51页）
四是比较视野。吴先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并不限于“方法论”“哲学观”“唯物史观”和“革命理论”等论域，在诸如“伦理及政治学说”“功利论”以及“道德和人性”问题上也有贡献，作者在更宽广的思想史视域和理论图景中，设两章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与康德、边沁、斯宾诺莎、卢梭等人之间传承、批判和超越关系，凸显出源自严密思考和逻辑推导而引申出的独特见解。
在20世纪，国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欧美、苏东两种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如果说，吴先生的论文是前一种思路和模式培育出来的“范本”，那么，按照后一种思路和模式塑造出来的成功“案例”何在呢？由此，我又联想到，1949—1978年间，我们国家派到苏联和东德学习的学生也很多，不清楚这期间有没有专门致力于马克思思想研究而获得博士或副博士学位的，其学位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对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观点和方式并不陌生，但我很想知道在那里受过严格训练、并获得学位的人做出来的论文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很多年来我将此忽略了，这次受吴先生论文的启发，我想特别了解一下与其不同的情况，如果后者也有成功的案例，我很想对二者进行对比。我想这肯定也是饶有趣味和价值的。
马克思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立场坚定的有为青年，出身于贫民的马克思，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柏林大学，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个时代可谓是一个高素质的学者。马克思在学业完成之后，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研究上，提出的资本论等。
为此，我首先向安启念老师请教。安老师收到我的短信后，询问了更年长的社科院哲学所的贾泽林老师（曾于1954—1959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留学），得到的回复是，他“印象中‘文革’前没有中国留苏学生拿了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博士、副博士学位。‘文革’前的留学生都是公费，拿不拿学位、拿什么学位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安老师还告诉我，“‘文革’后最早赴苏留学的是在1986年，李尚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聂注）就是这一批的。我是1988年12月去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不大吃香，印象中没有人拿这方面的博士、副博士学位。”
于是，我又致函两位更为年轻、去俄罗斯学习过的同行，询问其“哪年去的俄罗斯的？是在哪里、获得的是什么学位？做的什么论文的？此外，你知道1978年至今，中国留苏、留俄的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专业获得博士或者副博士学位的情况吗？大部分人研究的是些什么题目？”
我很快得到他们的回复。
其中一位自述：他是“2008年去的俄罗斯，2008年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2009—2012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据我所了解的情况，1978—1992年主要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类似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类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比较多学生，1992年之后，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专业就被拆解分散到各个系的教研室了，比如哲学系的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社会学系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建设专业，政治学系的社会政治、政治学理论专业。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在社会哲学与社会政治教研室。因为苏联时期和现在的俄罗斯主要是学制上有很大的差别。苏联时期是：专家—副博士—博士，俄罗斯时期又改得跟欧洲一样：本科—硕士—博士。现在两种学制都存在俄罗斯。俄罗斯的学位主要都是专业名称为学位名的，分得比较细。”他还补充说：“我的导师对我的日常专业训练特别严格。每周读原文书，并且要求做读书笔记，周末要跟他汇报，他还要提问和学术指导。我现在指导学生就觉得根本就没办法做到这点。国内现在学制一改，学生都特别浮躁。”
这样追索的结果让我大失所望。虽然我确信“这些信息花些时间能掌握（得）很全面”，但经过与老师们的交流，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整个苏联、东欧时期，我们国家派出的留学生中，很可能没有一位在那里是与他们本国的学生完全一样，受到严格、系统而连续的正规教育、学术训练并完成全部学业的！进而也没有产生过一篇基于第一手原始文献专门研究马克思本人著述及其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样的结论，让我感到沉痛——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付出如此大的社会成本，关于马克思，关于他的文本、文献、思想乃至心灵世界，我们了解、消化、理解和接近了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