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为什么要杀妻子

道理很难说通，看了下面的你就明白了

诗人顾城为什么要杀妻和自杀

对于顾城杀妻自尽,到到底应该看作诗人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行为艺术”还是毫无疑问只是一场由其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也许,只有深入到诗人灵魂深处才能得到答案。遗憾的是,活着的人不能完全体会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文章,其中写道:“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助不了自己……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时渴望获得帮助。”文章将自杀者心理状态特征分为矛盾心态、偏差认知、冲动行为、关系失调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种类型。顾城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比较接近前四种,而以矛盾心态和偏差认知最为突出。矛盾心态表现为自杀者认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顾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两个女人后,对于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产生深刻怀疑。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在爱情受到打击后便全面否定人生,于是出现了忧郁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饱经沧桑的老者,而后者通常表现出的心态要么是迟暮已近的安详、平静,要么是返老还童似的天真。然而人们却毫不怀疑这些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曾经历过已深具忧郁气质的青年们同样的爱情挫折。他们已经走过这段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出来了。而诗人因其独有的敏感细腻且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在爱情遭受挫折以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于是,死亡以从未有过的巨大魅力吸引着顾城,诗人渴望以此解脱;偏差认知的定义是:“企图自杀者的知觉因情绪影响而变得歪曲,表现为‘绝对化’或‘概念化’或两者交替。”诗人在发现妻子谢烨与陈X私通后,固执的认定谢烨与陈X一定盼着他自杀,而杀妻自尽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诗人临死前的病态心理集中显露出偏差认知的种种迹象。作家李锐在论及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作者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一文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这种精神特点在顾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将情人英儿接到威赫克岛,再叫妻子“让贤”,由两个痴男怨女在岛上翻云覆雨,末了,还“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互相爱慕”。诗人的一生始终追求着某种理想化生活,而在现实残酷地打碎他的梦境时,诗人已别无选择了。由自恋引起的精神撒娇进而造成的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顾城的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多么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指控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学后裔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战后一直拒绝忏悔。中国的周作人当年不也成了“汉奸”、“卖国贼”吗。对于这些思想泰斗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唯一的解释也许只是在他们灵魂深处当世俗的道德原则与终极意义上的审美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非凡的灵魂其实选择了后者。唯意志论的尼采崇尚暴力审美观。其过于理想化、审美化的思想与过于迷狂的“超人意志”确是迎合了后来的法西斯独裁分子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顾城杀妻自尽也许是对诗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卫或是对尼采精神的追随(恰巧,诗人生活创作的黄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红中国大陆)?恐怕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却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对于诗人来说,注重精神和审美本身甚于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寻是诗人共同的特征。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十几年前那场诗人自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遂然病逝,戈麦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顾城杀妻自尽。这是中国诗坛最灰暗的时期。一切关于生命真谛的理解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在惶恐和徘徊中艰难行进。那段岁月已长久的融入历史长河里,留给后来者凭吊和追思

关于顾城杀妻是怎么回事？

（重点看倒数二、三段）

顾城，天才诗人，同时也是男人，是丈夫。二十年后，好友们的回忆更多地拼凑出了作为丈夫存在的顾城。他是个大孩子，这是最多人的共识。一切要以他的个人意志为主，他饿了，就会洗劫朋友家的冰箱甚至抢夺儿子的吃食。他冷了，就要马上去商店买衣服，不然就坐在地上。他不喜欢妻子买东西，也不喜欢她做饭，因为这有违他田园生活的理想……在他和谢烨的婚姻生活里，他是绝对的主人，是一个附着在谢烨身上的巨型寄生虫，虽然百无一用，但还在用他敏锐的大脑指挥女人奔跑。在精神上，他更是“光芒城堡里的伟大的可汗”（顾城自称），谢则是不可或缺、全心全意替他干活的侍女。顾城和谢烨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之为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这在艺术家的婚姻中极为普遍。攫取者通常是男性，他们富有才华，于是凭借才华无限度地索取爱与关怀；供养者通常是富有奉献精神的女性，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典型的文学女青年，谢烨仰慕天才，陪伴在侧，打点一切事务：开车，做饭，交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唯恐遗漏，吃植物，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别人家。

问题是，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只是一种短暂的平衡，极度不平等的关系最终会在某个时间点爆破，爆破的通常情况是供养者越来越不胜其负，不胜其烦。面对顾城这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蛮横的被供养者，谢烨坚持了十年，最后投降了。她可能爱上了新人，也可能没有，反正她准备撤了。她先是天真地想让英儿接班，千方百计地把英儿从北京办过来，欣然接受一男两女的生活格局。但英儿显然不是谢烨，她也是一个攫取者，是个平常人，没有牺牲全盘的勇气，她跟洋老头走了。但谢烨还是要撤，顾城这下慌了。

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说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所以，顾城在遗书上写，“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妈妈，我没法忍了”。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攫取者仍然认为供养者应该无偿地奉献给他。如果不，就是欺骗，如果不，他就要亮出斧头。

作为诗人，顾城极富天分，作为男人，顾城极度自私冷血，不承认甚至反感人们提到顾城是杀人犯的人其实都暗自认同这样的逻辑：如果一个人富有天才，那他就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不承认这种逻辑，就是一个道德审判家。在这种逻辑后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正义，我只看到了比顾城更可怕的自私和冷血。如果可以把一场杀戮美化成神话，将一名精神患者诗意成天使，这无疑是一种病，一种独属于文人和文艺青年的病，极度弱智，相当伪善。

顾城死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杀死自己妻子？要详细

我读大学那会儿，新诗还很盛行，清华文学社的社员，清一色都是诗人。我一向落落寡合，而且只写国诗，也就是被新诗人们蔑称为旧体诗词的古典文体，所以总是融不进他们的圈子里。那时候，海子也已被鄙弃，新诗走向一条通往思辨哲理的道路。至于顾城，只是在清华文学社请任洪渊先生讲座时，他提到过一次。 后来我同班的一位同学，本非文学青年，却拿了本顾城的诗在读，又指点我看顾城的独特画风。我读其诗，不甚了了，至其画，则甚觉天分之高。有一年葛优贺岁片《不见不散》上演，葛优装成盲人骗徐帆，说了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完才发现，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一人在发笑。于是终于明白，顾城也好，其他“朦胧诗人”也好，他们只是历史长河的匆匆过客。是那个没有一点文化的时代和时代的人们选择了他们。 这么多年作诗、读诗，我明白一个道理：国诗人和新诗人是不一样的。从古至今，国诗人都首先不把自己当诗人，而九十年来，新诗人都首先把自己当诗人。国诗人首先要求自己做士大夫，故写诗是为了让人格更高尚，新诗人却只要求真实，绝没有求善与美的心思。顾城或许是纯真的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却是恶的。当他拿斧头砍向妻儿的时候，也就宣布了现代性对人性之光的彻底戕灭。 在电影《顾城别恋》中，不止一次出现顾城童年的噩梦，他的父亲顾工遭到批判，家中藏书、父亲的手稿遭焚毁，导演意在表明，顾城的悲剧是童年的噩梦造成的。这一点我完全不能同意。今天很多人漠视文革反人类的本质，意图在现代性那里寻找支撑是缘木求鱼，但把顾城的恶与现代性撇开关系，完全归结于文革，同样是非常错误的。 孔子认为，人的善恶只在“群”中才有意义，若世上只有一个“己”，则无所谓善恶。而人既须生活于群中，便不能不有善恶之教。但是，现代性却完全否定了教人辨善恶的圣人的存在，只讲一个“真”，我们看顾城给德国汉学中心题字“自然”，便知这种去掉善的真，并不能通向一个纯美的桃花源。 顺便说一句，人们今天一提到新诗人，就把他们和颓废、神经质、怪异等语词联系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新诗人大多缺乏国诗人所有的高尚的品性，这都是现代性在作祟。 有多位博友指出本文的史实错误：即顾城杀妻后自杀，未曾杀子。在此谨致歉意！

顾城为什么杀死妻子

顾城在火车上认识的谢烨，谢烨的开朗和八面玲珑与顾城的内向和自说自话形成了天与地的对比。顾城对谢烨的爱是一种对母性的崇拜。认识谢烨后，他可以真正的专心写诗，不用他自己操烦任何的俗务，他与人谈话聊天碰到尴尬谢烨帮他圆场；他开会出行谢烨帮他收拾打理；他去国外演讲谢烨做他的翻译；德国大学聘他做老师，他的条件只有一个：要谢烨随行，不能满足此条件，他便放弃。他面对谢烨完全就是一个孩子在面对他的母亲，他的秘密可以瞒天过海，但他对谢烨会毫无保留。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古灵精怪的英儿，他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女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谢烨，并询问她的意见。就像一个孩子在询问他的母亲：我遇到一个女孩，我爱上她了，我该怎么办？一个是被宠坏的孩子，一个是贤惠操劳的母亲——可惜的是，他们都在犯错，都将自己在面对对方时的身份搞错了十万八千里。任性的孩子询问贤淑的母亲，他该如何面对这桩感情，贤淑的母亲当然是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爱啊！是的，谢烨，当初就是这么鼓励顾城的。你没看错，就是这么回事！表面大度的谢烨骗不了自己的内心，他看到热恋中的顾城和李英，自己的心在滴血，心痛啊！但她是母亲，他是孩子，母亲是不能将自己的心痛告诉孩子的。顾城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当着谢烨的面在跟另一个女子热恋着。起初是爱的冲动在作用，但是到后来，这天真无邪的英儿，在内心是有大文章要做的，这是另一个话题。被折腾到精疲力竭的谢烨，好不容易跟着顾城到了激流岛上面去居住，过上了世外桃源的日子。这个时候，英儿又出现了，英儿求谢烨帮忙办理签证，理由是要去国外念书。谢烨居然答应了，还忙前忙后，她要保持她的大度。上岛后，顾城和英儿继续他们的感情，谢烨还在勉强扮演他的母亲角色。中间他们就英儿的事做过协商，可顾城的心已经在英儿那里了。谢烨的心碎了。英儿在跟顾城在一起的时候，还在想着她的后路。上岛后不久，英儿的后路就出现了，一个外国男人，这个男人可以帮助英儿满足一些当时她的愿望。顾城发现后有点歇斯底里，返回头来投入了谢烨的怀抱，谢烨作为报复，跟另一个男人开始了关系，并且常常当着顾城的面。顾城的歇斯底里变成了无边的绝望，他要谢烨答应，将他们的这些事写一本小说记下来，然后就去死，谢烨呢，也答应。小说（《英儿》）写完后，顾城去找谢烨，想要对自己留在人世做最后一点挣扎，无边无际的绝望和恨，让谢烨变得异常冷血，他要成全顾城的死！顾城回家后拿了东西就要去杀死谢烨，将谢烨打了之后，他告诉了自己的姐姐（打电话？），顾乡到现场的时候，顾城也已自尽

为什么顾城会杀妻杀子

顾城：女儿国的破灭
　　
　　邓晓芒
　　
　　
　　　　顾城杀妻自杀的爆炸新闻现在终于慢慢沉寂了来了，唯美主义者似乎都站在为顾城辩护的一边，而道德家们则都异口同声地谴责他违背起码的人性；也有人持一种公允平正的世故态度，主张将这两方面（艺术方面和道德方面） “分开来看” ，一面谴责他的道德败坏，一面欣赏他的感受的美丽优雅深沉。整个评论界被这件事搞得要得精神分裂症，但却没有人将这两方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来进行一番深入的精神分析。中国人已习惯于对一切矛盾，包括最剧烈的自相矛盾视而不见。他们在矛盾面前唯一关心的是讨个“说法”好使自己安心，而始终不愿触动自己内心既有的任何一个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
　　
　　　　顾城是以“朦胧诗”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正如中国一大批以诗进入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一样，他的文字功底并不是十分地好，但感觉却特别细腻、准确。他的诗才并不表现在语言和语句上，而是表现在意象上。所以读他的诗句很费精神，远不是那么朗朗上口；但一旦悟过来，却的确有种韵味和感染力。这种特点也带进了他唯一的自传体小说《英儿》（与雷米合著）之中。我们看到《英儿》中他写的那些部分常常是语无伦次、废话连篇，甚至语句不通。写“按摩”这一节拉拉杂杂一万多字，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对话、斗嘴、回忆、神侃，真要命。又如“我那感激地矗立着被她要了，她轻轻的看着，就像摸在我的心上”（《英儿》，华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5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什么话？也许是笔误或印错了，就再举一例：“神态颐若”（第149页）或“空气中略有出入凉意”（第154页）。我这里不是要揪他的毛病，只是想更为平实地看待这位天才的制作。
　　
　　
　　（－）
　　
　　　　读《英儿》，总体的感觉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小”。正如听一个被人娇惯着的孩子反复地说：“我小！”小王子，小公主，小儿（女孩子、“小姐家家”、“姑娘家”）心理和小儿情趣，这些都是在书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与“小”相联的就是“玩”，所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吧。你看顾城把爱情当游戏，英儿更是如此：“挺好玩的”，“真是好玩”，“女孩真好玩”，“比较好玩”（第19页），“她跟我玩呢，她玩大发了”，“玩吧，我陪着你”（第23页）。玩什么呢？玩“我的心”、“我的姑娘家”（第24页）、“我的女孩子”（第26页）、“我的宝贝”（第25页）。我想中国的读者们之所以被顾城所打动，正是因为这“小”，以及这小孩子过家家式的、“两小无猜”的“玩”，他们的心特别容易认同这种天真、纯洁、不谙世故的儿童意境和情趣，因为那正是他们不论从道德上、情感上还是从气质上，也不论是从儒家、道家、佛家的立场还是从日常生活的立场上，都特别向往的一种轻松、快乐和无忧的境界啊！
　　
　　我在世界上生活
　　
　　带着自己的心
　　
　　哟！心哟！自己的心
　　
　　那枚鲜艳的果子
　　
　　曾充满太阳的血液
　　
　　我是一个王子
　　
　　心是我的王国
　　
　　哎！王国哎！我的王国
　　
　　我要在城垛上边
　　
　　转动金属的大炮
　　
　　我要对小巫女说
　　
　　你走不出这片国土
　　
　　…………
　　
　　你变成了我的心
　　
　　我就变成世界
　　
　　呵！世界呵！变成世界
　　
　　蓝海洋在四周微笑
　　
　　欣赏着暴雨的舞蹈（顾城：《小春天的谣曲》）
　　
　　　　写于80年代初的这首诗，可说是最纯粹地体现了这位“童话诗人”那清彻、纯净、如五彩玻璃一般透明的儿童心境尽管他此时早已不是儿童了）。读着这些带着奶香的柔美的诗行，谁会想到有朝一日，那位“小王子”会成为一个暴戾的“可汗”、那尊“金属的大炮”会真地瞄准了“小巫女”开火呢？难道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毒、仇恨和凶暴，那种执意毁灭美好事物的可怕欲望，竟会潜伏在如此白璧无瑕的洁净心田中吗？
　　
　　　　热而，“不该发生的事情”毕竟发生了，它甚至一开始就在发生着。正如一个铜板的两面，那纯洁的童心在诗人那里正是作为“恶之华”而开放的。当诗人将自己的天真单纯当做一面旗帜飘扬起来的时候，他同时向整个人类宣了战。在《英儿》中，他所人类称之为“你们”。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活什么呢？”（第248、251页）当然，他不是想要人们都死，他只是自己想死，并希望他最爱的人同自己一起死，以保持他和她灵魂的纯洁。他瞧不起“生活”，“到生活里去了，这是我憎恨的事。我很惊讶人为什么愿意话”，“我本来不是属于生活的”（第87页），“你们是生活所生，我也是。但我的灵魂却是死亡所生，它愿意回到那里去”（第98页），“没有比一直活下去更可怕了”（第118页）。他说：“ 我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筑我的墙、我的城垛和炮台，我幽暗曲折的甬道”，“没有人能够走进这个城堡”（第174页）。其实，凡是走进这个城堡的，没有人能够（活着）走出这个城堡，这是死堡，是他灵魂的“家”或“冢”。
　　
　　　　不过，正如儿童般纯真的爱是他的一面旗帜一样，“死”也不过是他的另一面旗帜。尽管他常常说起上帝，并自比为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他骨子里却并不相信死后的灵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他知道，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是用死来作为对人世生活的一种报复，一种仇恨的发泄。所以，当他以“爱你”的名义口口声声地说：“你等我死，我就死”（第14页），“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第16页），“我是爱你的，那一次你给我，让我感动。仅仅于此你就可以取我的生命”（第42页），这里，我们从中嗅出了一种凶险的气氛。可怕的是，他并不是真的把死当作一种幸福来渴望（如基督教殉道那样），而是把和别人一起死当做一种安慰和补偿，那潜台词是：我看你还能活着！“我们是一个人”（第14页）。因此，他虽然看出他不能见容于这个世界，只有死路一条，但却始终恨恨地，以死来作最后的威胁和要挟：“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第16页）。
　　
　　　　口里说自己要死，却又不愿意痛痛快快的去死，而总想扯上别人，陷别人于不义，刻意使自己的死在活着的人之间留下一个可歌可泣、可悲可悯的形象，这就足见这种儿童心态从根本上没有责任能力，死（或死的宣言）只不过是搅扰别人、惊吓别人的一种手段而已。凭借这种恶作剧，一个坏孩子就可以对那些惶惑的人们肆意嘲笑，觉得自己高居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是多么的开心。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当他诅咒了全人类之后，还有那么多人朝他顶礼膜拜，视为神明，证明他生来就与人不同。我想，他直到死大约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因为他完全被自己陶醉了。特别是，他那不可企及的“爱”是任何人都不具有的“宝贝”，谁能不羡慕他、嫉妒他呢？他的死，以及他和她的死，不正是对这一宝贝的无人付得起的标价吗？
　　
　　　　小说主要部分都是以顾城向他的正式妻子雷米倾诉他对自己的情人（或另一个妻子）的动人的爱为主题的，顺便也倾诉了他对雷米的爱。这种双重的倾诉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顾城的“爱”太多了，无法在一个女人身上完全消受？还是雷米“爱”太广阔、太伟大了，能够容纳顾城的任何伤害，就像大海容纳暴雨的舞蹈？书的作者们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把这当做是一种先锋派的爱情观，一种新颖时髦的玩意儿。那个时代（80年代）的年轻人我接触过一些，他们仿佛觉得自己只要一转念，就可以变成“世界人”，可以不受任何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束缚，就可以比嬉皮士还嬉皮士，比后现代还后现代，不像90年代的年轻人，处处感到自己不得不回归传统。那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时代。顾城和雷米可以说在五分钟内就决定了自己后半生到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上去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就像当年高更隐居塔希提一样。因为这种生活款式根本不用深思熟虑，是他们从来就暗中追慕的，也是那时的年轻人个个暗中追慕的。所以这个念头的出现就像一道光明，照亮了他们内心的渴望：远离世俗，远离这个不干净的、喧嚣的、不能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爱的世界，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一个纯粹的理想的乌托邦。但是问题在于：顾城真的“爱”雷米吗？或者，雷米“爱”顾城吗？
　　
　　　　纯情人士会立刻反驳我：你的爱情观太陈旧了！你怎能断言，爱一个人才是爱，爱两个人就不是爱呢？顾城自己就颇为“世界”也颇为“民族”地说过：“一夫一妻制是天主教闹出来的，把中国害苦了。我们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第7页）。当然，他肯定没有想到 ，这“祖宗”要一直追到北京猿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看，《英儿》中顾城与雷米的爱的性质究竟里怎样的。首先，整部小说虽是由这对恩爱夫妻合作的产物，但我们在其中却只看到顾城大声喊叫他的爱，在雷来那里却听不到半个字的回音。书中以旁观者（乡伊）的身分说：
　　
　　　　“令人费解的不是G（顾城）和英儿的异样恋情，倒是最正常的C（雷米）、她和英儿之间始终友爱微妙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使她用正常的情感来对待这异常的生活？”（第264页）
　　
　　　　这的确是小说中一个最大的谜：雷米作为顾城的原配妻子，对顾城的小情人不仅没有丝毫芥蒂，反而带着欣赏、赞叹的态度为他们的幽会提供一切方便。甚至可以说，顾城的“婚外恋”正是雷米自己一手促成的。她到底是回到了中国古代传为美谈的妻妾如姐妹的传统美德，还是前进到了未来世界取消婚姻束缚的理想境界呢？当我们尚未弄清她对顾城的真实感情之前，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从她不回答（至少在书中没有回答）顾城声嘶力竭的、甚至可说是气焰嚣张的“爱的呼唤”这点来看，我们不得不猜想一个很可能是真实的事态，这就是：她根本不爱顾城！或者说，她对顾城的爱根本不是妻子对丈夫的爱，她只是顾城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的对象而已。
　　
　　　　当我们发现这一秘密时，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看来顾城从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儿时缺乏母爱；1979年顾城在火车上邂逅了来自上海的雷米（谢烨），其后四年间，雷米一直在“柔和地拒绝他的求婚”（第6 页），直到1983年他们终于结合。我不清楚这四年中这两个相隔两地（北京一上海）的年轻人是如何交往、恋爱的，我猜想那一定是童话式的和柏拉图式的。借助这种爱的激情，顾城四年之间成了一个令人仰视的诗人。没有一位纯情的女孩能抵挡得住成为这样一颗诗坛新星的夫人的诱惑，何况雷米本人也是一位纯情派诗人，她对童贞的迷恋决不下于顾城本人。然而，母爱是她的唯一的天性。本书最后几篇散文（第266 一304 页）出自她之手，清楚地表明了她对儿子那种母爱是多么的深沉。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凭着这种母亲式的爱，她最终答应了顾城的求婚，这在她无非意味着，她决心自己来照顾这个需要一位小母亲的“宝贝”，这个自己都承认“从来没过八岁” （第216页）的、“始往没有发育成熟” 的“魔鬼般的顽童”（第256页）。
　　
　　　　的确，顾城对雷米的“ 我爱你、爱你”的肉麻的表白，与其说是表达对一个异性的爱，不如说是在母前面前的撒娇。所以那种表达与他对英儿的表白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他称雷米为“ 我的恩” ，他说：“雷我爱你，我敬你呀，不是爱你，你老是不让我走出去，我真喜欢这种安全”，“每一次我走过了，都是你拉我回来，站在安全的地方”（第21页）。事实上，顾城对雷米的依赖到了惊人的程度，雷米不仅要为他掌管钱、钥匙、证件等等，还要帮他写信，出门找袜子和上衣（第7 页）。但最累人的，还是时刻监护着这个宠坏了的大孩子那自我中心的瞬息万变的情感，因为弄不好，稍一不留神，这个“只有七寸大小”（第5 页）的魔鬼就会出事。用旁观者乡伊的话未说：“你让人感到严重，时刻必须认真对待。你可以‘ 不管’，可以说‘不活’，别人不行。…… 所以谁都不想惹你。你在与你有关的人中，关心你以及爱你的人中，就一直被小心认真地对待着……。总之你是让人感觉太严重了。雷在你边上是太太地累了” （第223 页）。
　　
　　　　不难明白，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苦役中，突然出现了英儿这样一个可以让顾城分散一下注意力的女孩，雷米是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像把手中的孩子交给了另一个小保姆，或一个活玩具。要她同时照顾好顾城和木耳（他们的儿子）这两个宝贝，真是太沉重了。她像真正的母亲安排儿子的婚事那样安排着顾城与英儿的会面，安排他们同床共寝，甚至亲自给他们拿来避孕套。“还不无嘲弄地瞪了我一眼，‘很贵！’你告诉我”（第37页）。她还筹划着有一天让顾城和英儿正式结婚，自己退居“二线”（第216 页）。实际上，有英儿在，雷米感到安心。只要英儿能管住顾城那颗不安分的心，能够用男欢女爱来缓和顾城的任性和对生活的厌倦，雷米是什么都肯为他们做的。她与英儿并不是平辈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姐妹，而是真正的婆媳。所以当顾城和英儿在一起调情时，在雷米面前却不敢放肆，“我们都知道停止在什么地方”（第141 页）。在《英儿》中，顾城从头至尾没有哪怕暗示过他与雷米的性关系，表明他们很可能只是在维持一种名义上的夫妻；因为从顾城如此津津乐道、不厌其详地描述他与英儿做爱时的细节和心情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把这些场景与和另一个女人的做爱（如果有的话）加以比较和品味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儿才能如此坦然地在他们家里充当“第二夫人”的角色而毫无顾忌，甚至还能和雷米建立一种难舍难分的亲密关系。雷米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看重现实、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美德，又受到西方现代性解放的思想熏陶，对顾城和英儿的胡闹不仅不会反感，还带有一种由衷的赞赏和骄傲。但显然，她除了从书本上和童话里以外，一辈子没尝过真正成熟的男女情爱。就糊里糊涂地被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了一个精神侏儒的妄想的牺牲品，这决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然而最可悲的是，无论是雷米，是顾城，还是读者们，都不认为这种“长不大的孩子”的幼稚心态有什么不好、不正常、令人恐惧和恶心，相反，人们一致认为回到儿童心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境界，只有在那里一个人才能得到净化，才会找到自己的本心和真心。人们认为，社会容不了这种纯真，这是社会的错，顾城归根结底是被社会所毁。至于他自己的责任，则不过是太走极端、太不理智，是一时的想不开和冲动。人们没有想到，世界上最残暴的兽行往往是以纯真和幼稚的名义施行的，刽子手们脸上总是挂着顽皮的微笑。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儿童还没有气力和胆量去做那些残酷的事。那么一个具有儿童心态的成人则往往成为邪恶的化身；而且这种人在干完坏事之后没有丝毫忏悔之心，反而觉得自己的一腔真心足可涤除一切污秽和罪过，凭这真心即可得到廉价的同情和原谅，如果不是得到崇敬和褒扬的话。人们没有从根本上看出，顾城的残忍、凶暴、痞并不是什么一时的迷误或“走火入魔”，而正是他的天真、美丽的纯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纯情“是一个婴儿，也是一个野兽，它浑然无觉地要离开这一切，到那充满精灵的野蛮的世界中去”（第254 页）。他以为，只要自己“纯情”了，就有权居高临下地以“可汗”或皇帝的身分要求女人的纯情报答。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要求是多么“痞”，多么侮辱人、毁灭人，反而自始至终都自以为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宝贝”。事情都是被别人弄糟了：英儿不理解他，世道太险恶，他所设计的“天堂”不为人世所容。当这个王国被“ 他人”所毁坏时，他就不惜用最野蛮、最痞性大发的手段（斧头和绳索！）结束了其所能支配者（雷米和他自己）的生命。
　　
　　　　人们常常惊骇于一个如此感情丰富、细腻、真挚而敏感的诗人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杀害他仍然爱着的妻子。其实，顾城在他的作品中是以一种梦幻的眼光来看待自已、美化自己、欣赏自己的。他只端出了自己美的纯情的一面，而隐匿了自己本性中的蛮痞，更割断了这种蛮痞与纯情之间的本质联系。他将他和两个女孩的三角关系描写得极其和谐，纯情得让纯情少女倾倒，让稍有点世故常识的人感到肉麻。他所追求的完满首先体现在他的两个妻子的心心相印中，体现在以他自己为中心、以几个“水做的女孩”为淫乐游戏对象（鱼儿戏水）的交融关系中。他不知道，西方至今实施的一夫一妻制并非某一教派或国家法律使然，而是有女性人格独立和一般人格独立的观念作根基的，而他所创造的一夫多妻的“奇迹”则不过是中国女性人格极端缺乏、只能像“水”一样被男人玩弄和规范的产物。他的纯情不论具有怎样的“自我牺牲”的假象，但却不是建立在尊重人、尊重他人自由的人道原则上的，而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自然天性、即未受教化甚至反对一切教化的“唯我独尊唯我独宠”的痞性之上的；因而这种纯情对他人、对被施与纯情的对象具有一种痞陋的强制性。越是纯情，这种强制便越甚；越是理想化，就越不允许对这理想有任何一点玷污，否则就要以非人的、兽性的方式全盘捣毁。纯情取消了你和我的一切界限，因而自杀也带有这种蛮不讲理的痞性：我死，也要你一同死，因为你就是我，我死了，你还活什么？
　　
　　　　但读者也许会说：不管怎样，顾城毕竟经历了一番可死可活的真正的爱情，他对英儿的感情难道不是真挚的吗？他的死，撇开对雷米的不公平不谈，不也可以看作对英儿的一种殉情吗？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他对英儿的“爱情”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
　　
　　
希望对你有帮助

顾城为何杀妻？

对于顾城杀妻自尽，到到底应该看作诗人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行为艺术”还是毫无疑问只是一场由其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也许，只有深入到诗人灵魂深处才能得到答案。遗憾的是，活着的人不能完全体会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文章，其中写道：“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助不了自己……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时渴望获得帮助。”文章将自杀者心理状态特征分为矛盾心态、偏差认知、冲动行为、关系失调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种类型。顾城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比较接近前四种，而以矛盾心态和偏差认知最为突出。矛盾心态表现为自杀者认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顾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两个女人后，对于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产生深刻怀疑。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在爱情受到打击后便全面否定人生，于是出现了忧郁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饱经沧桑的老者，而后者通常表现出的心态要么是迟暮已近的安详、平静，要么是返老还童似的天真。然而人们却毫不怀疑这些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曾经历过已深具忧郁气质的青年们同样的爱情挫折。他们已经走过这段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出来了。而诗人因其独有的敏感细腻且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在爱情遭受挫折以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于是，死亡以从未有过的巨大魅力吸引着顾城，诗人渴望以此解脱；偏差认知的定义是：“企图自杀者的知觉因情绪影响而变得歪曲，表现为‘绝对化’或‘概念化’或两者交替。”诗人在发现妻子谢烨与陈X私通后，固执的认定谢烨与陈X一定盼着他自杀，而杀妻自尽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诗人临死前的病态心理集中显露出偏差认知的种种迹象。
作家李锐在论及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作者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一文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这种精神特点在顾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将情人英儿接到威赫克岛，再叫妻子“让贤”，由两个痴男怨女在岛上翻云覆雨，末了，还“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互相爱慕”。诗人的一生始终追求着某种理想化生活，而在现实残酷地打碎他的梦境时，诗人已别无选择了。由自恋引起的精神撒娇进而造成的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顾城的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多么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指控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学后裔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战后一直拒绝忏悔。中国的周作人当年不也成了“汉奸”、“卖国贼”吗。对于这些思想泰斗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唯一的解释也许只是在他们灵魂深处当世俗的道德原则与终极意义上的审美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非凡的灵魂其实选择了后者。唯意志论的尼采崇尚暴力审美观。其过于理想化、审美化的思想与过于迷狂的“超人意志”确是迎合了后来的法西斯独裁分子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顾城杀妻自尽也许是对诗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卫或是对尼采精神的追随（恰巧，诗人生活创作的黄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红中国大陆）？恐怕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却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对于诗人来说，注重精神和审美本身甚于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寻是诗人共同的特征。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十几年前那场诗人自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遂然病逝，戈麦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顾城杀妻自尽。这是中国诗坛最灰暗的时期。一切关于生命真谛的理解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在惶恐和徘徊中艰难行进。那段岁月已长久的融入历史长河里，留给后来者凭吊和追思

顾城为何杀妻

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作《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这个女人在顾城的书中被称为“英儿”，真名李英，曾经是《诗刊》社的编辑，笔名麦琪，在顾城死后，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作中给她贴上的标签。

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

扩展资料：

“非正常死亡”落在诗人身上，往往比落在常人身上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无论是死于决斗场的普希金，因飞机失事“吻火”而亡的徐志摩，还是把头枕在冰凉铁轨上的海子，大抵如此。

但好像从没有一个诗人像顾城那样，他的“诗人之死”竟带有了“罪与罚”的宿命意味。今年是顾城去世10周年，他走了，留下了那么多诗篇与故事，继续感动着我们。顾城的死亡意识，死亡情结是异常浓重的。当他觉得用来抗击死亡的爱，不能“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时，就把自己当“一穗大麦”奉献给死亡。

参考资料来源：

顾城为何杀妻？ 谁能告诉我 谢谢！！！

我很喜欢顾城的诗，所以不想诋毁他，但是他杀人的动机及行径都是极其自私的，不值得推崇他、淡化他的错乱与变态、更不要去美化他。不管怎样一个诗人都不应该是杀人犯。
下面是一些其他人的看法---------------
对于顾城杀妻自尽，到到底应该看作诗人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行为艺术”还是毫无疑问只是一场由其精心策划的血腥谋杀？也许，只有深入到诗人灵魂深处才能得到答案。遗憾的是，活着的人不能完全体会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自杀者心理状态的文章，其中写道：“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助不了自己……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时渴望获得帮助。”文章将自杀者心理状态特征分为矛盾心态、偏差认知、冲动行为、关系失调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种类型。顾城自杀前的心理状态无疑比较接近前四种，而以矛盾心态和偏差认知最为突出。矛盾心态表现为自杀者认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顾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两个女人后，对于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产生深刻怀疑。一般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在爱情受到打击后便全面否定人生，于是出现了忧郁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饱经沧桑的老者，而后者通常表现出的心态要么是迟暮已近的安详、平静，要么是返老还童似的天真。然而人们却毫不怀疑这些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曾经历过已深具忧郁气质的青年们同样的爱情挫折。他们已经走过这段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脱”出来了。而诗人因其独有的敏感细腻且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在爱情遭受挫折以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于是，死亡以从未有过的巨大魅力吸引着顾城，诗人渴望以此解脱；偏差认知的定义是：“企图自杀者的知觉因情绪影响而变得歪曲，表现为‘绝对化’或‘概念化’或两者交替。”诗人在发现妻子谢烨与陈X私通后，固执的认定谢烨与陈X一定盼着他自杀，而杀妻自尽则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诗人临死前的病态心理集中显露出偏差认知的种种迹象。
作家李锐在论及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作者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历分析》一文中指出：顾城生前的行为包括杀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表现为自恋倾向。自恋必然伴随着自私，甚至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这种精神特点在顾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将情人英儿接到威赫克岛，再叫妻子“让贤”，由两个痴男怨女在岛上翻云覆雨，末了，还“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互相爱慕”。诗人的一生始终追求着某种理想化生活，而在现实残酷地打碎他的梦境时，诗人已别无选择了。由自恋引起的精神撒娇进而造成的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顾城的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多么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指控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学后裔海德格尔对纳粹及其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战后一直拒绝忏悔。中国的周作人当年不也成了“汉奸”、“卖国贼”吗。对于这些思想泰斗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唯一的解释也许只是在他们灵魂深处当世俗的道德原则与终极意义上的审美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非凡的灵魂其实选择了后者。唯意志论的尼采崇尚暴力审美观。其过于理想化、审美化的思想与过于迷狂的“超人意志”确是迎合了后来的法西斯独裁分子们。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顾城杀妻自尽也许是对诗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卫或是对尼采精神的追随（恰巧，诗人生活创作的黄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红中国大陆）？恐怕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然而，却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对于诗人来说，注重精神和审美本身甚于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寻是诗人共同的特征。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十几年前那场诗人自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遂然病逝，戈麦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顾城杀妻自尽。这是中国诗坛最灰暗的时期。一切关于生命真谛的理解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在惶恐和徘徊中艰难行进。那段岁月已长久的融入历史长河里，留给后来者凭吊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