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反贪局局长有权吗?
谢勇强
市公安局长和市反贪局长谁的官职更大权利更
吴忠良就是他，成功地把号称全国“T恤大王”的康赛集团原董事长童施建、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焦俊贤、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等在内的14名厅局级以上贪官、11名处级贪官送上了审判台。
1．
几次与吴忠良预约采访，我发现他很难有“坐得下来”的时间。
3月21日，获悉吴忠良回到武汉，我便见缝插针地到他的办公室“守株待兔”。下午3时，办公室却没人，同事董德跃说：“他这一段太忙了！”3时15分，吴忠良带着一阵风小跑进来，与我握手致歉后，又拿着一份文件小跑出去，身后留下一串话语：“有几个案子的赃款必须在两天后上交，我处理完就来……”
当他终于和我面对面地坐下来时，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他：一米七四的个头，清晰的轮廓。面对年仅43岁的吴忠良，你无法想到，就是他成功地把号称全国“T恤大王”的康赛集团原董事长童施建、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焦俊贤、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等在内的14名厅局级以上贪官、11名处级贪官送上了审判台。
我粗略进行了统计，自3点半到5点半，短短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接了5次电话，与公诉处一名副处长就一件案件交换了意见，接待了来自襄樊的一名律师，与我的交谈不到80分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80分钟内，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走路，他的腰杆都挺得很直。“我没当过兵，但挺直腰杆是我的习惯。”吴忠良说。
2.
21年前的一个冬天的雨夜，当时还是阳新县某街道小厂技工的吴忠良，把一名摔伤的检察官搀扶回家，偶然得到了检察院要进人的信息。吴忠良与检察事业的缘分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身上体现出两种劲头，一种是钻劲，一种是倔劲。”回忆起10年前与吴忠良共事的情景，不久前荣膺“全国十佳渎职侵权检察处（局）长”的阳新县检察院渎侦局局长穆自明给我讲了一个吴忠良的“倔故事”：
1994年，吴忠良到阳新县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不到一年，由于成绩突出，院党组提名他任反贪局副局长。就在升职几乎已经铁板钉钉的时候，他却因为自己的“倔”失去了提拔的机会。
那一年，他主办了咸宁地区（现为咸宁市）冶金局原副局长石赋涉嫌受贿案。石赋长期在阳新工作，关系网深厚，案件刚开始初查，当时主管组织、政法工作的一名县委领导便强令检察机关放人。吴忠良顶住压力往下查。
然而，麻烦总是接踵而来。在办案中，一件重要的涉案事实需要向当时的县委书记杨春（化名）调查取证。
这个证取不取？谁去取？提拔在即，县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能影响前途。面对这一明显“得罪人”的差使，他还是抛弃了顾虑，找到杨春家中。当杨春认为自己是县委书记，不愿在证词上签字时，他冒出一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是按程序办事。”最终，杨春在证词上签了字。
果不其然，几天后，干部任免的结果公布，吴忠良的名字从提拔名单上圈掉了。但该案的查处，使1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受到刑事追究，2名副县级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创下了咸宁地区第一例县处级干部受贿被查处的纪录。杨春与那名干扰办案的县委领导，此后也因涉嫌受贿犯罪受到刑事追究，获刑入狱。
此后，吴忠良与同事们先后查处了阳新县粮食系统职务犯罪窝案等一系列在当地震动极大的案件，在这个过程中，吴忠良逐渐成长为全省挂名的反贪办案骨干。1995年底至1996年12月，吴忠良被抽调到湖北省检察院，参加号称“湖北第一案”的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余永恒受贿案的查处工作。1997年11月，吴忠良作为侦查骨干被调入湖北省检察院工作。
3．
2001年7月13日，武汉市中级法院被告席。
“刚才辩护人提出的无罪及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仅代表律师个人。我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国家干部，利用人民和国家赋予我的权力，收受他人钱财，就是一种犯罪，就应该接受人民的审判，我没有理由提出罪轻甚至无罪的辩护，我甘愿受到法律的惩处。”最后陈述时，因涉嫌受贿罪被审的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焦俊贤的一席话使法庭内的旁听者意外不已。在人们看来，被告人惟恐被判重判，所以会用尽一切办法逃避惩罚，隐瞒事实，焦俊贤怎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焦俊贤于2001年9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有人认为焦俊贤会对办案人员产生怨恨。但判决生效不久，焦俊贤特意请前来讯问其他案情的检察官向吴忠良代问好。
是什么原因使吴忠良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事情还得从吴忠良攻克此案的过程说起。
当时，焦俊贤涉嫌受贿案闹得满城风雨，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种议论。2000年10月，吴忠良受命率领其他5名干警侦破此案。该案仅犯罪嫌疑人就有4名，涉案证人近200人，而办案组只有6名干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吴忠良把办案组分为审讯组、外调组、材料组，同时开展工作。自己则亲自带领审讯组啃“硬骨头”。与焦俊贤初步接触的时候，焦抵触情绪很大，拒不开口，而且先后两次企图自杀。
在办案干警往返于武汉、荆门、京山之间，从外围突破形成铁证的同时，根据掌握的新旧材料，吴忠良多次找焦俊贤谈话，对他的人生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焦俊贤在任职期间的贡献，打消其被“一棒子打死”的顾虑；并帮其剖析犯罪的思想根源，分析该案的多重危害，使其对罪行产生内疚。
了解到焦俊贤患有严重的胃病，在审讯期间，吴忠良专门安排为其提供容易消化的稀粥、面条等食品，并及时安排人员为其治病。焦俊贤的态度慢慢软化，开始交代几千元、上万元的受贿事实，但却对10万元以上的事实闭口不谈，仅交代曾收受了一块价值10余万的“劳力士”手表。
办案人员把搜查出来的“劳力士”手表送到有关部门鉴定。意外的是，虽然发票上的价格是10余万元，但该表却属“水货”，仅值二三百元。
吴忠良与办案组成员讨论后，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此表不应列入受贿项目。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这是打消焦俊贤顾虑，突破全案的好机会。果然，当吴忠良把鉴定结果和讨论结果告诉焦俊贤后，焦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放弃了沉默：“就冲着你们这种认真和客观的态度，我愿意配合，交代清楚问题。”
经过吴忠良和办案组全体人员的努力，他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高质量地侦结该案。此案作为湖北省的成功案例，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录入纪实教育电视片《共和国反贪风云录》，在全国各地播出。
琢磨（中为吴忠良）
4．
2003年8月，襄樊市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等人系列受贿窝案移交到检察机关后，吴忠良受命主办该案。
那是一场攻坚战。
2003年4月，赵成霖在得知省纪委要找他谈话的消息后，9次将受贿钱物予以退还，并事先将巨额资产转移，甚至连值点钱的领带、衬衣都不落下，造成家中“一贫如洗”的假相，还与相关人员“打了招呼”，订立攻守同盟。在湖北省纪委将赵成霖、其妻张某与其子先后“双规”以后，赵成霖认为组织上对自己一家“不留后路”，产生了对抗到底的思想。因此，2003年8月25日，在湖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赵成霖立案侦查后，他一直以沉默来对抗侦查。
怎么样才能使赵成霖转变态度，配合调查？吴忠良苦苦思索。
其妻张某与其子涉案金额不大，情节显著轻微，而且积极配合调查，符合不追究法律责任的条件，可以建议做党纪政纪处理。这应该是打消赵成霖对抗情绪的突破口。
然而，接手该案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北京某公司人员王某涉嫌向赵成霖行贿数十万元。案发后，王某于2003年1月离境远赴英国。
吴忠良决定双线突破：一方面做好赵成霖的思想转化工作，另一方面侦查王某行踪。
果然，在得知妻子与儿子的情况后，赵成霖的情绪逐渐平静，开始交代一些受贿事实。然而，对大额受贿事实仍是言辞闪烁。
案件突破的关键点，集中到了王某的身上。2004年3月，吴忠良得到可靠信息：王某现身北京。
时值“非典”肆虐时期，而北京又是高发疫区。这时能不能去？大家心里都有些打鼓。案情紧急，吴忠良与另两名干警带上防疫药品和口罩上路了。走之前，3名检察官颇有些悲壮地分别与家属打了招呼。
王某在京有3处住房，而吴忠良他们手头惟一的线索只有王某的一张登记照。吴忠良3人分别在王某的3处住房外蹲守。两天两夜过去，王某终于出现在一处住所，然而却有7名彪形大汉相随。吴忠良与赶来的另两名干警商量，力量悬殊，再盯一夜，先联系“援军”，再相机而行。第二天，王某与随员乘两台车出行，后分道而走，王某在西五环附近停车办事，车上有3人。事发突然，来不及等待后援，吴忠良果断决定：实施抓捕。3名检察官迅猛出击，王某来不及反应便已落网，次日被带回武汉。
王某承认，为了感谢赵成霖对其公司业务方面提供的大量帮助，他先后向其行贿人民币27万元、美元5000元。
法庭上，面对近1米高的证据案卷，赵成霖表示认罪，不再上诉。2004年8月12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赵成霖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非法所得财物全部上缴国库。
5．
查办襄樊市原副市长赵振受贿一案是吴忠良的得意之笔。
2004年11月1日，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宣判为赵振一案画上了句号。然而，从2003年5月16日，湖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对赵振立案侦查到12月30日侦查终结，赵振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妄图以沉默逃避惩罚。
吴忠良决定，外围突破，用铁证锁定犯罪嫌疑人。办案组先对赵振的家庭财产进行逐项清查，发现其财产折合人民币高达301．2万余元。再调查其在担任襄樊卷烟厂厂长期间的账目，发现了广东某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杨某对赵巨额行贿的证据。
在公安、海关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2003年11月，办案组在广州发现了长期在外潜逃的杨某的踪迹，吴忠良与干警们连夜赶到广州。然而，杨某身患肝癌，已到晚期，用化名在广州某肿瘤医院治病。主治医生告诉他们，如果采取强制措施，杨某随时有生命危险。停止治疗，顶多有10天的生命；积极治疗，也不过是延长几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找到我，我也没劲跑了。反正是个死，我决不害人。”与吴忠良初次接触，杨某直接亮明了自己不愿作证的态度。
由于杨某的妻子也患了癌症，杨某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连求生的本能也很微弱，但杨某的证词却是揭露赵振犯罪行为的关键，怎么办？
其时“非典”在广州闹得正凶，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肝癌，也是一般人都忌讳与患者接近的病。了解到杨某的孩子正在读高三，离高考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为了从心理上感化杨某，唤回其对生命意义的正确理解，吴忠良取下口罩，几乎是贴着面孔与声音微弱的杨某谈心。
“按照医生的说法，你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你要相信科学，相信精神和信念能够产生奇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杨某无语。
“即使如医生所说，你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几个月，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意义不同。你坚持一天，对妻子、孩子就多支持一天，多帮助一天，这一天也比任何一天都宝贵，都意义重大。”
听到这里，杨某眼中明显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几个月后，你的孩子将参加高考，你也肯定希望能够看到孩子上大学的那一天，你如果不积极配合治疗，不燃起对康复的希望，对孩子的自信心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交代之前，我要求先回家一趟。”杨某终于开口了。
吴忠良如释重负，但杨某的要求却是一个难题。不同意吧，杨某刚刚打开的心理大门就会关闭，同意可以使杨某有一个心理缓冲，有利于促进其思想转化，但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有什么意外可就功亏一篑了。
吴忠良再次电话向王铁民副检察长汇报，建议同意杨某的请求。王铁民指示：同意，但要秘密守候在周围，确保嫌疑人安全，不出问题。
“那一夜是我们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夜晚，每一分钟都仿佛比平时过得慢。”现在回忆起来，吴忠良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一大早，杨某刚到医院，便爽快地表示愿意配合交代。
吴忠良在杨某床边守候了一上午，等他打完点滴才开始询问。杨某交代了1996年初至1997年，自己为感谢赵振使该公司成为襄樊卷烟厂烟机进口代理商，先后5次送给赵振美金3万元、港币8万元的事实。
面对赵振的拒不供述，杨某提供的材料对于法院认定赵振的犯罪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吴忠良他们在侦破赵成霖案、赵振案的同时，一举突破了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襄樊市人大原副主任张克禄、襄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原主任陈玉国等一批厅级干部受贿窝案。
2004年5月，吴忠良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
采访吴忠良的过程，每每让我联想到神农架的“守望树”，不知何年何月，它遭受了雷击，然而，仍坚强地生存下来，守望着群山，并倔强地挺拔着，演绎着生命的价值。
对于强者来说，痛苦往往只能自己咀嚼。夜深人静之际，吴忠良也有过泪如泉涌的时候。他也无数次地设想，如果自己能在家中照料妻子、照顾孩子，大女儿就不会残疾，夭折的孩子现在也许该上小学了……
反贪局局长副检察长在纪检一般担任什么职务？检察长呢？
中 纪 委不设反贪局这个部门。主要部门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法规室、党 风政 风监督室（国 务 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信访室、中 央 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案件 监督管理 室、第一纪检 监 察室至第十二纪检监 察室、案件审理室、纪 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国际合作局（国家 预防 腐败 局 办公室）、机 关事务 管理局、机 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此外，还设有 中国 监察杂志社、中 国纪 检监察报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电化教育中心、机关综合服务中心、信息中心、中国 纪检 监察学院、北戴 河培训中心、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等直属单位。中 央纪委、监察部派驻纪 检监 察机构53个。
市反贪局局长和市长谁的官大？
当然是市长的官大，反贪局长在市长的领导下。供你参考。
请问现在中纪委反贪局局长的姓名
纪委与检察院，二者是互相独立的，也没有隶属关系。一、反贪局长，副检察长，检察长，这些都是检察院的领导。
他们都是检察院的党组成员，他们不可能又在纪委里担任任何职务的。在检察机关内部，有一个纪检组长，专抓内部的廉政工作，也是院党组成员。
二、纪委，是党的一级组织机构。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在业务上，纪委根据党章等党的纪律，而不是法律的规定，对党员可以进行‘二规’审查。审查结束后，如果涉及严重违法违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纪委就会把案子移送到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按法律的规定立案侦查，然后起诉到法院。
纪委与检察机关，一个是党的机构，一个是国家机关；在级别上，纪委书记与检察长平级，但纪委书记是当地党委的常委，而检察长肯定不是，因此，书记比检察长在干部人事调整时，说话更管用些。在我国，党领导一切，特别是目前，纪委在党内的地位，就不必更多讨论了。
湖北省检察院反贪一处处长是谁
当然是市公安局局长的行政级别更大。举例如下：地级市的公安局为正处级，局长一般高配为副厅级；市反贪局为市检察院的直属机构，局长为正处级。
荆州市反贪局局长是谁？
反贪污贿赂局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其职权主要是办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纪检监察部门则是对党员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和处理，属于内部监督机关。反贪污贿赂局是有法律明确授权的侦查机关，有侦查权，可进行专门的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的法定侦查机关。
